陪伴，不是替哀傷訂期限：《我阿爹想旅行》與「釋懷」的兩種意思

10月11日《星島頭條》以「父親離世後，還能與他一起去旅行嗎？」介紹《我阿爹想旅行》（Good Trip）：黃綺琳、黃鐦合導，張家輝與鍾雪瑩飾演父女。[1] WMOOV列出的香港公映日是10月15日；港大亦曾列出10月4日專場放映。[2,3] 10月13日，《南華早報》影評人已把電影形容為一部以輕快、生命肯定的喜劇語調處理父親將逝的電影。[4] 本文從創作者訪問、公開簡介及一位影評人可見的開首判斷，討論故事如何談陪伴與「釋懷」，不替觀眾預判感受。 公開簡介說，電影美術助理珊在片場與醫院之間照顧患癌父親，父女由香港出發，經澳門到沖繩；簡介把父親離世後留下的東西概括為勇氣、樂觀與想像力。[2] 導演黃綺琳在《星島頭條》訪問中說，想像力能讓逝去的人留在心中，藝術作品也可能令同路人得到安慰。她談及父親曾支持她拍電影、到片場探班，以及與父親最後一次去沖繩的記憶，如何進入創作。[1] 這些真實記憶是創作的養分，卻不等於電影是導演的自傳。黃綺琳在《JET》訪問中說，團隊蒐集了不同父女、母女與父子故事，角色珊不是她本人；《星島頭條》也註明電影並非自傳式改編。[1,5] 這個分界很重要：作品可以借用熟悉的親情細節，讓觀眾認出自己的父親，卻不應把某一位創作者的失去，當成所有人的喪親範本。 「釋懷」因此不只是某一角色旅程的名字，也可能被外界讀成應達成的終點。不過，樂觀結局本身不等於規範；要問的是故事能否讓人借來理解自身經驗，或反過來被當成人人都該遵循的恢復腳本。導演談的是創作意圖，影評人談的是一種作品讀法，觀眾如何理解是第三件事；現有材料不應混為一談。[1][4] 一項2025年美國網上媒體心理研究（N=688）操弄有意義敘事的失落取向。研究摘要報告，哀傷程度較高的參與者較認同失落導向敘事的主人翁；這種認同與有意義的情感體驗相連，並支持觀眾借故事理解自身困難的可能性。這為「故事如何陪伴」提供一個候選機制：個人經歷令角色更具共鳴，故事遂成為反思和整理意義的材料；但它不是治療成效或長期效果證明，也沒有研究《我阿爹想旅行》。另一項分析15名受訪者深度訪談的研究發現，粉絲曾借虛構人物之死反思自己的失去、未經歷的情境及死亡本身；這顯示某些觀眾會主動使用故事，不代表所有人都會得到相同感受。[13][14] 反方向的證據指出，關鍵未必是結局樂觀與否，而是人們是否把某一種收束變成外在要求。2024年一篇關於癌症照顧者與近期喪親者的社會學分析指出，催促人「有個了結」、忘記或向前走的集體壓力，可能令哀傷更難受；2025年一項訪問16名澳洲喪子父母的質性研究，則發現非正式支持互動可因安全感而帶來安定，也可因評判或逃避而加重困擾，作者強調回應者的貼合與接納。[15][16] 兩者研究的是生活中的社會互動，不是電影觀眾；把它們用於電影，只能提出條件式推論：若作品留出讓觀眾認同、拒絕或另作解讀的空間，可能成為思考材料；若角色的希望被講成旁人衡量哀傷者的標準，就可能接上既有的「應該振作」壓力。現無證據顯示《我阿爹想旅行》造成這種壓力。 香港的喪親研究也不支持單一的「正確反應」。一項初步研究整理了52名接受喪親輔導人士的錄音與錄影訪談；受訪者談到死因、臨終經驗、死亡後的生活和喪葬儀式，也有人透過夢境或向逝者說話延續關係。這是輔導個案的質性研究，不代表所有香港華人；它呈現的是某些人如何在本地的生命觀與儀式中理解失去，而不是一套文化公式。[6] 另一項香港橫斷研究訪問292名在此前兩年失去配偶或父母的人，約九成曾向別人分享喪親經驗，常見對象包括好友、兄弟姊妹與專業人士。研究同時發現，分享者與沒有分享者的身體健康和情緒狀態並無差異。這提醒我們：有人願意談、有人願意聽，是常見的社會連結；但不能因此斷言每個人都必須說出來，或只要有人陪就會「好起來」。[7] 陪伴亦可以是實際幫手，而不只是安慰說話。2026年刊於《Death Studies》的一項香港探索研究，檢視為經濟困難喪親者提供的喪禮支援；服務使用者回報處理身後事資訊更清楚、負面情緒有所下降。研究作者稱結果是初步證據，對象亦是特定社經處境的人，不能推成普遍療效；但它讓「有人陪」有了具體含義：協助處理喪禮和身後事，本身便可能減少一部分壓力。[8] 心理學模型提供另一種理解。Stroebe與Schut的雙軌歷程模型，把喪親理解為在面對失去、重整日常，以及暫時抽離之間來回擺盪，而不是依序通過幾個階段。[9] 至於「持續連結」——透過記憶、對話、物件或儀式維持與逝者的內在關係——一項納入79項研究的系統性回顧發現，它可能帶來安慰、身份與意義，也可能伴隨痛苦；效果視乎關係、連結形式與處境，不能概括成「保留一定較好」或「放下才健康」。而且回顧納入研究的樣本多來自女性、白人與基督徒，對香港經驗的外推有明顯限制。[10] 「哀傷階段」的研究本身也有爭論。一項美國研究在特定樣本中觀察到，若把不同指標重新縮放，其平均高峰次序與階段論預測相符；這是描述群體資料的結果，不是證明每個人都會照同一順序經歷。[11] 其後的學術回顧警告，若把階段當成喪親者必須遵從的處方，未按時「接受」或沒有明顯哀傷的人可能被不必要地判定為不正常。[12] 平均曲線可以提出研究問題，不能替任何人訂出哭泣、振作或放下的期限。 因此，較受這輪證據支持的是一個有條件的命題：喪親故事可以藉角色認同與自我反思，成為整理失去的一種材料；「陪伴」與「處方」的分界，在於希望有沒有被當成每個人都必須抵達的期限或標準。這是從敘事研究、觀眾訪談與社會支持研究推導的一般機制，不是對《我阿爹想旅行》的效果測量。就本片，創作者訪問說明意圖，單一影評提供一位評論者的讀法；本文未完整觀影，也沒有觀眾研究，故不判定電影實際效果，不能說它必然安慰或傷害觀眾。[1][2][4][13][14][15][16] --- ## 來源 1. [〈我阿爹想旅行｜黃綺琳、黃鐦拒賣慘 正面談生死 瞓身拍新戲詮譯父女情〉](https://www.stheadline.com/film-drama/3623418/%E6%88%91%E9%98%BF%E7%88%B9%E6%83%B3%E6%97%85%E8%A1%8C%E9%BB%83%E7%B6%BA%E7%90%B3%E9%BB%83%E9%90%A6%E6%8B%92%E8%B3%A3%E6%85%98-%E6%AD%A3%E9%9D%A2%E8%AB%87%E7%94%9F%E6%AD%BB-%E7%9E%93%E8%BA%AB%E6%8B%8D%E6%96%B0%E6%88%B2%E8%A9%AE%E8%AD%AF%E7%88%B6%E5%A5%B3%E6%83%85%E5%90%8D%E4%BA%BA%E9%9B%9C%E8%AA%8C) — 星島頭條，2026-10-11；創作者訪問，作品意圖及導演個人記憶。 2. [《我阿爹想旅行》電影資料](https://wmoov.com/movie/details/73145) — WMOOV，頁面未標日期；電影簡介及香港公映日期資料庫。 3. [《我阿爹想旅行》電影放映及映後談](https://www.cedars.hku.hk/GoodTripScreening) — 香港大學 CEDARS，2026-10-04 專場放映活動頁。 4. [Good Trip review: Nick Cheung, Chung Suet-ying play father and daughter in road comedy](https://www.scmp.com/lifestyle/entertainment/article/3370541/good-trip-review-nick-cheung-chung-suet-ying-play-father-and-daughter-road-comedy) —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，Edmund Lee，2026-10-13；影評（本次可見開首部分）。 5. [《我阿爹想旅行》黃綺琳、黃鐦專訪](https://jetmagazine.com.hk/norris-wong-hoi-wong-good-trip-2026/) — JET，Nic Wong，2026-03-30；創作者訪問，故事素材及非自傳說明。 6. [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Bereaved Persons: A Preliminary Study of Meaning Making and Continuing Bonds](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16265798/) — Death Studies / PubMed，Chan 等，2005；質性研究摘要，52名輔導服務受訪者。 7. [Social Sharing of Bereavement Experience by Chinese Bereaved Persons in Hong Kong](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17847573/) — Death Studies / PubMed，Chow、Chan、Ho，2007；橫斷研究摘要，292名受訪者。 8. [Funeral support services for socio-economically deprived bereaved people in Hong Kong](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39846765/) — Death Studies / PubMed，Chan 等，2025年線上發表、2026年卷期；香港喪禮支援服務探索研究摘要。 9. [The Dual Process Model of Coping with Bereavement](https://www.tandfonline.com/doi/abs/10.1080/074811899201046) — Death Studies / Taylor & Francis，Stroebe、Schut，1999；理論論文摘要。 10. [The impact of continuing bonds following bereavement: A systematic review](https://publications.aston.ac.uk/id/eprint/45257/1/2023_Hewson_et_al_Impact_of_continuing_bonds_following_bereavement_A_systematic_review.pdf) — Death Studies / Aston University repository，Hewson 等，2023線上發表；系統性回顧全文。 11. [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Stage Theory of Grief](https://jamanetwork.com/journals/jama/fullarticle/205661) — JAMA，Maciejewski 等，2007；群體研究，作為階段論爭議中的支持證據。 12. [Cautioning Health-Care Professionals: Bereaved Persons Are Misguided Through the Stages of Grief](https://pmc.ncbi.nlm.nih.gov/articles/PMC5375020/) — OMEGA / PubMed Central，Stroebe、Schut、Boerner，2017；學術回顧全文，討論階段論被處方化的風險。 13. [Sad Stories as Grief Support: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ing and Well-Being Outcomes of Biographic Resonance with Meaningful Entertainment](https://www.tandfonline.com/doi/full/10.1080/15213269.2025.2548509) — Media Psychology / Taylor & Francis，Julia M. Wilson，2025-09-10線上發表；美國網上樣本N=688的敘事研究；本文依據可讀摘要及部分文章文字，非完整方法與結果審核。 14. [Losing an imagined friend: Deriving meaning from fictional death in popular culture](https://www.participations.org/16-02-07-schiavone.pdf) — Participations，Rosa Schiavone、Stijn Reijnders、Balázs Boross，2019-11，16(2)；15名受訪者的虛構角色死亡質性訪談；本輪檢視摘要及開首部分，不能代表所有觀眾。 15. [Troubling grief: Spectrality, temporality, refusal, catharsis](https://journals.sagepub.com/doi/10.1177/00380261241228412) — The Sociological Review，Alex Broom、Michelle Peterie，2024；文章摘要可讀，分析癌症照顧者與近期喪親者敘述中的時間規範與集體壓力；不是電影受眾研究。 16. [Reciprocal regulation in social support interactions between bereaved parents and their potential supporters: a qualitative study](https://www.frontiersin.org/journals/public-health/articles/10.3389/fpubh.2025.1659628/full) —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，Josephine Tognela、Lauren J. Breen、Daniel Rudaizky，2025-10-21；澳洲16名喪子父母的非正式支持互動質性研究；本文據摘要及部分開首文字，不能推成電影效果或普遍療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