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月4日 · 星期日

協會以眼球隨成長拉長、遠視儲備減少解釋年齡差；這是發育背景，卻不能單靠一個年齡切面判斷環境是否令風險改變。

要看環境是否變了，較公平的比較是固定年齡與量度方法，再看不同年份。香港兒童眼科研究以同一研究架構調查6至8歲學童，並採用睫狀肌麻痺驗光：全體近視率在2015至2019年維持23.5%至24.9%，2020年升至28.8%，2021年再到36.2%。 這是不同年份樣本的重複橫斷面，不是個人追蹤；但同齡組在同一研究中出現年代差，提醒我們「孩子長大」與「同齡孩子處於不同時代」是兩個問題。

若要分清同一孩子的眼球變化、年齡層差異和時代環境效應，仍需長期追蹤同一批兒童、固定驗光方法並重複記錄生活安排；目前的跨年比較回答的是同齡群體如何變化，不是每個孩子怎樣走過近視發展。

細看6歲組，該研究在2015至2019年報12.7%至14.4%，2021年為25.2%。 但2026年八校篩查沒有交代驗光是否使用睫狀肌麻痺；同一歲數不代表同一測量口徑，故24%只能按該協會篩查報告理解，不能直接接成這條趨勢線。

變化也伴隨生活節奏改變。研究問卷顯示，兒童每日戶外時間由疫情前約1.4小時降至2020年的0.85小時，2021年回升至1.26小時；近距離活動與屏幕時間則由疫情前約3.2至3.5小時、約2小時，分別升至2020年的5.72及3.56小時，翌年雖回落仍高於疫情前。 研究中的近距離活動包括讀寫與電子屏幕，屏幕時間另行計算；兩者並非同一暴露。 近視率與這些變化同時出現，但研究不能把疫情限制、戶外減少、近距離活動或家庭背景拆成一個「元兇」；問卷與觀察性設計也不能證明某個孩子因多看屏幕而近視。

同一研究亦發現父母近視與兒童近視相關，提醒家庭背景和日常曝露可以同時影響風險；這不是對任何家長的歸責，也不表示屏幕使用能解釋每個個案。

戶外證據比「少看手機」口號更有用，但也有邊界。Cochrane回顧納入五項隨機試驗、共10,733名小學生；作者認為，長期增加戶外時間可能減少近視新發，至於能否減慢已近視兒童的進展，證據仍不足以下定論。 兩年追蹤時，介入組近視新發為22.5%，對照組26.7%（風險比0.84；中等確定性）；這是群體平均，不是每個孩子都能避免近視。 這支持把可持續的戶外時間納入學校與家庭日常，更不是把責任推給家長。

新聞稿展示的拱頂約45毫米高、30毫米寬，像酒瓶塞；壓縮強度約10至12 MPa。 這是在地球實驗室完成的材料試件，不是火星建築，也未展示氣密、保壓的居住外殼。 生物活性、材料力學與居住艙功能是不同驗證層級；新聞稿沒有展示長期環境循環或壓力保持測試，不能由抗壓值外推出它們已通過。 因此新聞角度不是「房子已可打印」，而是問低溫低壓能否替製程省去部分高溫處理。

材料試件放大成構件，還要檢查尺寸效應、反覆載荷和接縫；若住所另靠壓力殼維持艙壓，材料抗壓值也不能代替氣密與系統整合測試。 新聞稿未展示這些接口，故「可列印」與「可居住」仍是不同工程階段。

替代路線各有帳要算。NASA一項玄武岩風化層增材建造研究，著眼於挖取後直接處理顆粒、減少另加黏結劑，並以高溫熔融製成玻璃狀材料。 研究指出，多數月球模擬土要超過1,100°C才熔融，雷射或太陽能聚光可作加熱方式。 這是月球類比研究，不代表火星土壤已驗證；它少用黏結料，代價則落在高溫設備與熱能。

另一項NASA會議研究以JSC-1A月壤模擬物作原料，先化學改質成沸石顆粒，再加水促成無機聚合、於60°C固化。 首批只有兩塊固化21日的試件，平均抗壓約3,050 psi；副產水回用仍在研究。 這條路省去高溫熔融，卻仍需化學品、水與較長固化時間，亦非火星現地驗證。

三條路線不是同場競賽：熔融直接加工顆粒但需高熱，化學固化依賴反應物和水，酵母原型則使用地球來源的明膠與酵母，未來回收再培養仍是構想；要依靠火星現地原料，還須證明能取得並回收。 低溫能省下一道工序，不等於整個任務的物料、設備和能源都更少；不同物料基線、試件尺寸和固化時間也不能直接排名。

酵母方案把生物黏結與低壓凍乾放在同一製程；新聞稿提出可回收酵母、在生物反應器中再培養，但也指出材料仍依賴地球來源的明膠與酵母。 團隊尚不知道酵母能否在真正火星環境存活，所謂循環回收目前是研究構想，不是已運行的閉環系統。 新聞稿稱此法可減少加熱，但沒有提供可與熔融、化學固化路線直接對照的完整工程核算；而本輪未讀完論文全文。

AI進入的並非只有影像生成。新華社引述監管部門及業界人士，指工具已用於劇本開發、場景設計、剪輯、配音和受眾分析；同場討論亦提及內容質素，以及肖像和聲音授權。因此，「AI短劇」不一定是機器一次完成的作品：選題、修改、把關、授權和發行，仍分散在一連串人與平台的決定之中。生產加速，不等於創作中的選擇和責任消失。

有一個不太直覺的比較，能看清瓶頸可能移到哪裏。CNBC描述的一般短劇商業流程，是先以較低資本測試片段，再把宣傳資源投向較有吸引力的作品；受訪者也指出，付費獲客已是重要分發方式，競爭和投放成本會壓縮低成本製作的空間。這不是AI短劇的成本研究，卻揭示一個機制：製作變快可以增加候選內容，平台曝光和觀眾時間卻仍須競爭。AI未必令「找到觀眾」變容易，反而令篩選、推廣和差異化更值得觀察。

把兩條流程放在一起看，供應端的AI受眾分析與分發端的片段測試、付費獲客，分別處理「做甚麼」和「把甚麼推給誰」；來源沒有證明兩者已在同一產品鏈整合，卻指出了可觀察的接口。內容增加後，平台與製作者要決定測試哪些作品、把宣傳放在哪裏，也要判斷曝光是否帶來完整觀看或付費。現有個案沒有交代這些結果，因此產量、觀看和收益仍是三個不同指標，而不是一條自動向上的曲線。值得追問的，是這些決定由誰作出、依據甚麼回饋。

跨境個案讓這個機制更具體。新華社報道，一名微短劇公司負責人稱，團隊在北美推出的AI吸血鬼劇於TikTok累積逾1,500萬觀看；報道亦提及業者與當地團隊合作，並用AI協助跨語言發行。單一公司的觀看數不是獨立審計，也沒有交代觀看完成率、付費轉化或盈利；但它說明AI的用途可以從製作延伸到適應不同市場。跨語言工具與當地合作如何分工，或比「是否由AI生成」更能解釋作品怎樣抵達觀眾。

這也讓教宗良十四世的藝術觀有了另一個位置。教宗10月2日在梵蒂岡向藝術家和策展人演講，主張人類藝術與機器依據他人圖像作統計生成的產物，在美學評價之前已有根本差異，並把藝術連到人的提問、經驗和文化。這是價值立場，不是證明AI作品必然較差的實驗結論。中國監管部門一方面談AI擴大表達空間，另一方面仍把真人劇視為高質素作品的主力，也顯示產量與品質並非同一把尺。

人次不是獨立旅客，旅客數也不是消費額；網誌沒有披露商戶銷售增幅、受訪商戶覆蓋或利潤，因此不能由客流直接推算全港生意好轉。若要理解跨境消費，還要分清誰在旅行、去哪裏消費，以及買的是哪一類商品或服務。

一項不太直覺的比較來自香港中文大學2025年的研究。按政府統計，港人赴內地旅次已回到疫情前水平，而境外消費佔總消費的比例在疫情前後大致相若；這並不支持「北上消費必然令本地總消費等額下降」的簡單說法。同一研究再看AlipayHK長期活躍、且有內地交易的用戶，發現其內地支出約一半落在服務、零售約28%；在香港的支出則以零售（58%）和餐飲（29%）為主，服務約12%。研究列出的內地服務包括美容、健康和按摩。

這組差異提示，跨境消費未必是把同一件零售商品改到另一地購買；目的地不同，消費籃子也可能不同。它提供了一個理解旅程如何改變的線索，卻不是全港居民的支出分布：電子支付樣本來自特定平台的長期活躍用戶，不能代替所有居民或所有付款方式。官方總量與平台樣本的母體、分類和統計口徑也不同，不能把兩組比例相減，算出香港「流失」或「淨賺」多少。

讀這項研究時，還要把兩個層面分開：官方總量回答港人跨境旅次與境外消費佔比的變化，電子錢包樣本則顯示特定用戶在兩個地點的消費類別分布。前者可用來觀察整體方向，後者可用來提出消費籃子差異；兩者不能合併成「每名北上港人減少多少香港支出」的估算。服務佔比較高，也不表示每項服務都直接取代本地消費，只說明這批用戶在不同地點的支出組合有別。若要判斷人流變化如何影響商戶，還須把旅客與居民分開，按餐飲、零售和服務比較同一時期的行程支出與商戶銷售。

宏觀總量大致穩定，仍可能與某些本地行業客源轉移同時發生；訪港人流增加，也不代表每間商戶都受惠。要回答商戶得失，至少須把旅客類型、每次旅程的消費類別、商戶銷售變化放在同一尺度；若談可持續收入，還要分辨營業額與扣除租金、人手及貨品成本後的收益。現有資料補上了人流與部分支出籃子的輪廓，沒有提供商戶層面的完整帳目。

一個常被簡化的數字來自ISEAS—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2025年調查。研究於1月3日至2月15日訪問2,023名東南亞政策、研究、商界、公民社會及媒體領域意見領袖，首次納入東帝汶；在「若被迫於美中兩個戰略對手中選一方」的假設題中，52.3%選美國，47.7%選中國，差距為4.6個百分點。更同一調查仍把中國列為東南亞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力量。偏好題的微弱領先，與對經濟影響力的判斷並不相同；它們回答的不是同一個問題。強迫受訪者二選一，會把安全、貿易、投資和區域合作壓成一個「偏好夥伴」答案；政策實際上則可透過不同工具處理。這有助理解為何一方在偏好題領先，另一方仍被視為經濟影響力最大，而不必把兩項觀察說成互相矛盾。

各地受訪者的答案也不一致：越南和菲律賓受訪者較傾向美國，印尼受訪者則較傾向中國。這是意見領袖對假設題的回答，不是各國公眾投票，更不是政府已採取的政策。調查在2025年初完成，早於2026年9月峰會；它可以提供區域偏好背景，不能代表峰會後的政策反應。

把問卷與政府行動分開看，越南提供了一個具體例子。越南外交部記錄，總書記蘇林在2025年7月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話，討論雙邊關係及互惠關稅談判；越南外交部稱，雙方談判團隊已就《越美公平、平衡與互惠貿易協議框架聯合聲明》達成一致；蘇林亦提出美方承認越南市場經濟地位及放寬部分高科技出口限制。翌年1月，越中領導人互致建交76周年賀電，並重申深化雙邊關係；這是官方外交往來，不是新的貿易或安全協議。

兩項行動涉及的議題並不相同：對美方談判聚焦市場准入、關稅與出口限制；對中方賀電則記錄高層往來和雙邊關係方向。把兩者都壓成「選邊」，會丟失政策內容，也會把一則外交訊息誤認為新協議。這些行動早於2026年9月的美中峰會，不能當成越南對峰會的回應；它們呈現的，是同一政府在不同對外關係中處理貿易談判與高層外交的兩條渠道。這個個案不足以代表東南亞各國，卻提醒我們，調查中的「偏好夥伴」不能直接換算成政府的整體選邊。安全合作、關稅談判、投資和區域制度各有工具，實際政策可能分項推進，也可能彼此牽制。